1947年，中原战场的局势紧张，敌我双方如同下棋般展开博弈。刘邓大军成功突破千里，跃进大别山，直接切入敌军腹地。蒋中正急得跳脚，急忙召回他的“救火队长”白崇禧，派他带领桂系40万大军展开对大别山的围剿。此役不仅成为白崇禧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，也暴露了蒋政府加速崩溃的内情。
白崇禧，作为蒋军中的顶级军事人才，在当时的阵营中拥有极高的地位。蒋中正曾赞誉他为“全世界数得着的军事家”，虽然这话有夸张成分，但毛泽东也曾称他为“全中国最狡猾的军阀”，这足以证明白崇禧的军事才能不容小觑。
1947年11月的一个晚上，白崇禧在南京的家中和幕僚商讨未来的作战策略。他们一致认为，刘邓大军的首要目标是要在大别山建立稳固的根据地，而不是立即进攻武汉。理由很简单，如果不先在大别山站稳脚跟，一旦过江南下就无法与陈粟大军相互呼应，而且后勤补给将成为大问题，根本无法长期维持战斗。虽然白崇禧认为刘邓大军过江的可能性不大，但他也意识到，少量部队可能会穿插进入江南，以此牵制蒋军。
展开剩余77%白崇禧的判断，证明是准确的。刘邓大军的战略目标果然如白崇禧所料，并且后来的局势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。这表明，白崇禧不仅对战局有精准的判断能力，还有着相当出色的战略眼光。
在“大别山围剿”中，白崇禧延续了当初围剿江西苏区的战术，他实施了一个名为“总体战”的作战方案，手段也十分狠辣。首先，他利用美援侦察机在空中进行监控，再派桂系山地部队深入敌后，分割包围敌人。此外，白崇禧还利用海军炮艇封锁了长江水道，切断了刘邓大军的补给线。他还强行推行“五家联保”，规定百姓存粮超过三天就视为“资敌”，使得刘邓的粮食筹集队伍频频扑空。
在战术上，面对刘邓军的“轻装游击”战略，白崇禧调集擅长山地作战的桂系第7军、48师等精锐部队，利用大别山复杂的地形，通过“分进合击”和“稳扎稳打”的战术，将刘邓主力逐步压缩，导致他们难以展开有效反击。刘邓大军为求快速行军，放弃了重武器，结果白崇禧通过空中侦察和海军封锁，逐步使刘邓陷入“无粮无弹”的困境。
到1948年1月，刘邓大军的损失已经十分严重，人数仅剩下不到6万，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。为了应对粮食危机，部队推行“树叶定量法”，每人每天采2斤树叶当作食物。但有的连队不小心误食了有毒的树叶，导致干部战士中毒。还有一些部队将皮带煮着吃，甚至有士兵为了不拖累队友，用最后的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局势严峻至极。
蒋中正调派白崇禧“坐镇九江”，这一策略表面上是想削弱桂系在南京的影响力，实际上是想通过消耗桂系力量，再用嫡系部队吞并桂系。然而，白崇禧早就看穿了蒋中正的意图，他有自己的打算：借外放之机，掌控华中的兵权，最终和李宗仁遥相呼应。尽管蒋白两人表面上合作，实则彼此心照不宣，这种合作注定是短暂的。
1947年11月，蒋军的嫡系部队突然失踪三天。白崇禧从国防部的眼线处得知，蒋军正在策划让罗广文兵团待命，准备让桂系与刘邓大军两败俱伤后再进驻武汉。而在确山战役期间，白崇禧故意拖延对张轸兵团的救援，存心让蒋军嫡系部队陷入困境。这样一来，白崇禧表面上全力“围剿”刘邓，实则暗中提防蒋军，拒绝执行蒋中正的指示，坚持调集重兵才肯出战，并在背后保存桂系实力。此举导致蒋军内部指挥混乱。
表面上看，白崇禧在大别山的“战绩”似乎很辉煌，刘邓大军陷入困境，但实际上，由于蒋军内部的战略资源过于分散，其他战区空虚，我军便乘机反攻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桂系的横征暴敛导致华中地区的田赋暴涨三倍，民变四起，地方动荡不安，民心尽失。
蒋军的情报系统也出了问题。在某次庆功宴上，桂系一个连长当众羞辱北方士兵，称他们“只配喝刷锅水”。结果，第二天，87名北方士兵带着枪反叛，投向了解放军一方。
就在白崇禧宣称“敌军主力已溃”时，由于蒋军大量兵力被调往南方围剿，导致我军乘机对平汉路发起大规模进攻。蒋军在多个战场遭遇重创，最终，蒋军的指挥混乱让白崇禧的“胜利”变得毫无意义。
历史证明，哪怕是再精妙的战术，也无法拯救一个失去民心的军队。大别山的围剿虽然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，但它也标志着蒋中正政权的最终崩溃，而白崇禧的“高光时刻”不过是南京当局最后的挣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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